众所周知，文学与爱情的关系难舍难分。青年作家更是“天然地”与爱情书写不谋而合。
纵观整个文学史，青年作家不仅是爱情书写的主力，更通过爱情书写回应时代巨变，反映时代潮汐，引领时代前沿。胡适的《婚姻大事》鼓励女性跟随心上人离家出走。鲁迅的《伤逝》写出婚姻必须有所依附的现实。“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是子君发出的深具女性意识和女性独立的先声，但却因为当时缺乏男女平等的社会基础而无法实现。巴金的《家》《春》《秋》通过书写追求爱情而不得，从而揭露旧家庭的腐朽和渴望冲破旧秩序的决心。而丁玲、萧红、张爱玲等女作家都从各自的角度书写女性的命运和悲剧。
新中国成立以后，妇女解放和婚姻自由逐渐深入人心并得到落实，但爱情本身却相对较少出现。直到“文革”的结束，才引发着爱情话语的觉醒。舒婷的《致橡树》、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大胆表达爱情的作品大量涌现。爱情的正当性得以肯定，爱情被认为是代表人性的美好品质。但很快，爱情的神话就在新写实小说那里遭到了解构。池莉的《不谈爱情》彻底拆解了爱情的纯洁和美好。吉玲是不谈爱情的，婚姻是她预谋中的一个改变人生境遇的契机，而恋爱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他们的恋爱从一开始就是功利的、世俗的，是冷静的和理智的，而这种男女关系在通过婚姻而被卷入这个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之后，就更无浪漫和美好可言了。
年代，文学作品中出现了爱情物质化的倾向。毕飞宇的短篇小说《相爱的日子》与其说是在写“爱情”，不如说是在写“性爱”。因为，没有物质基础的爱情只剩下性而没有爱。究其原因，他们除了身体以外再也没有别的东西来证明存在过的痕迹。
事实上，这种将爱情物质化的书写正是当下青年作家短篇小说的主流叙事。青年作家笔下的爱情普遍表现为被金钱榨取后的激情残余。在冷冰冰的现实面前，爱情没有丝毫的温暖和慰藉可言，不过是物质的另一种存在方式。婚姻则普遍表现为一种猜忌和不信任。尽管双方的身体一再贴近，但彼此的内心却永远无法靠近。包倬的《新婚快乐》和辽京的《新婚之夜》都是聚焦婚礼现场，但写的却没有丝毫的快乐，只有恐怖、丑陋，甚至无奈和辛酸。不过，和这种强调爱情的物质化和婚姻的不信任相比，也有一些青年作家执着书写更为超脱的爱情。90后作家张春莹同样书写爱情，但写的含蓄、沉稳，而又有着内在的浓烈。在小说中，我们看到了“爱情”是如何支撑起一个人的生活，更准确地说，是如何借助对爱情的想象从而建构起意义的幻觉。小说中的主人公与其说是真正爱上了对方，不如说是爱上了自己心目中幻想的对方，甚至是爱上了爱情关系的话语。《白杨恋》中的爱情是那么的隐忍而又炽热，仿佛吹弹可破，让人心醉。相应的，作家的写法又是那么的节制，节制到不会让人有丝毫的遐想，节制到我们似乎忘记了小说处理的是颇为棘手的师生恋。《开往宜水的火车》在这种克制之上又增添了些许饱满。由于深爱着她的丈夫的去世，她生活的光亮被年轻的列车员重新唤醒，尽管她深知这注定是一段无疾而终的爱情。——这似乎印证了那种对符号化爱情关系的迷恋。可是，爱情的魅力不正在于那种对爱情若有若无却仍念念不忘的独特感受吗？它令人心碎，更令人心醉。小说的迷人之处正是在于对这种暧昧不清的爱情关系的认知——它难以言说，却异常迷人。
在今天，爱情本身依附于物质存在。这个现实不仅深刻影响着当下青年作家的爱情书写，而且已经潜移默化地成为他们头脑中的“集体无意识”。这不仅体现在他们作品中如何表达爱情的主题，还深刻塑造了他们面对爱情和现实的妥协态度。
文学并不是生活的传声筒，而是要高于生活本身。如果文学仅仅是对生活的模仿，那么文学这样一种超脱现实的存在也失去了意义。因为在我看来，文学的意义恰恰在于对现实的超脱和拒绝妥协的姿态。特别是对于青年作家而言，如果不能超越现实的丛林法则，去想象另一种生活的可能，这样的写作只能是一种对生活的模仿而缺乏具有内在价值和深度的平庸之作。
作者简介：
杨毅，男，年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级博士研究生。
来源：中国青年报